给冥王星

 

 

 

 

 

 

 

 

 

 

 

我的第一本简体字版选集, 已经出了哦!

我对这本书的第一印象：这是一本关于幸福的书。

幸福有许多种。萨冈的幸福，可能不是你现在正想的幸福。坐上牌桌豪赌，一个小时内破产负债累累，接着又奇蹟似地赢回来，结帐时只输掉五十英镑，那种去了一趟炼狱，最后安然回返的幸福感（谁想得到赌徒会有这种日常、小康、知足的奇妙感觉）。开快车，让时速冲破两百公里，遗忘世间所有徒劳，只为活命而专注在一瞬之间的幸福。排戏，和演员在剧场裡朝夕相处三个月，像活在一个封闭而狂热的宗教圈子裡，圈子裡的人熟悉戏的每一个动作话语和情绪，圈子外的巴黎相形变成一陌生之地，人造的相濡以沫的幸福。

罕见的幸福，极限的幸福，忽然放手，落入深渊，又像腰上绑着橡皮套索般地被弹回来，去过炼狱才能体会的幸福。

萨冈也在同时代的其他人身上看到这种幸福。比莉．哈乐黛用一种声音整合了生命有过的痛快或痛苦、身躯承受过的暴力或爱抚。芭蕾舞者纽瑞耶夫以一种客观而挑剔的眼光审视镜子裡的自己，每次旋转每次跳跃，他就是他自己的艺术。田纳西威廉斯，曾经一掷千金，曾经景况凄凉，曾经总是在爱人的陪伴下，曾经独自一人死去。

这其中有幸福。不是电视广告裡祖孙三代团圆吃晚饭笑呵呵、大众而样板化的幸福。哈乐黛声音裡的幸福只有哈乐黛能唱得出来，纽瑞耶夫的幸福只有他自己在镜子裡看见。这幸福冷僻、仅此一家，不可重製，无法复刻。

但过了一天我又想：这是一本关于不幸福的书。

萨冈生于1935年，战争期间在乡间度过部分的童年。1954年《你好，忧愁》出版，她十九岁。紧接着，60年代、70年代，一直到《我最美好的回忆》写就的1984年，莎冈47岁时。经过二十年性与家庭革命给世界带来的剧烈变化，《你好，忧愁》在50年代引发争议的主题：少女婚前性行为，中年男子控制不住的青春焦虑及放荡，平静与理性败给逸乐与本能，都已经不是新鲜事。期间莎冈经常上社会新闻，撞坏跑车，出现在人们窃窃的非议裡。

如果退开一步，去看萨冈写的这些美好回忆，是发生在甚么样的舞台布景之上，我会想到她曾这样形容她的时代：「任何『爱情』只有当它被议论时才存在，任何海滩只有当它的床垫必须付钱时才存在，任何慾望只有当它可以转化为金钱时才存在。」消费的时代、八卦的时代、镁光灯下将情感平板化为样品的时代。但莎冈倾向于朝世人眼中不可理喻的、白费的、价值不相称的事物投去眼光，例如她会说，一场戏可能在排练三个月后被公众苛评、嘲笑并遗忘，｢这其中有某种英勇、疯狂、不公正、浪漫的东西｣，而那正是吸引她一再投入戏剧的魅力。

这些萨冈眼中的｢幸福｣有种共同点，它们或许显得有点疯狂，它们不适用于物质的量尺或价值兑换表，或许也不符合社会对秩序与道德的想像。它们存在于最不可能的地方，无法被代换为其他形式。有人理解时成立，没人理解时也成立。

或许这才是幸福的真义，远比电视广告裡模板化的幸福一家人实际。追究｢幸福｣就像追究死亡，最终只需面对自己，而不是谁告诉你的幸福的定义。

当萨冈写下《我最美好的回忆》，她已经在一不全然美好的世界裡生活了四十多年。在这样的世界裡她回忆起那些美好乍现的时刻，像白色粉笔在黑板上的笔迹。我想莎冈懂得这白色粉笔与黑板的关係。在《你好，忧愁》，十九岁的她已经这样写：「为了达到内心的平静，我们需要外界的骚乱。」小说中塞茜儿拒绝了安娜想为她安排的平静的幸福，从此把生活引上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上去－－这个拒绝在五零年代曾经被认为是荒唐与不道德的。但我想那时的萨冈，无论意识到没有，已经有一种生长中的洞澈：她将只可能忠实于她的萨冈式幸福。

在台北，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大概是在八十年代开始普及。商品是开架式的，要甚麽自己拿，用不着开口说话。不过我也经历过商品不开架的时代。小时候被妈妈派去巷口麵包店买早餐，麵包都还是摆在柜台后的。早上买麵包的人多，个子矮声音小的我总是被人群淹没，要过好久老闆才注意到我一直在说｢我要半条吐司｣。所以当后来麵包店改装成开架式，对我而言可真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啊！从此买麵包不必依靠本市民众的温良恭俭让。

我妈属于比较不怕在店铺裡说话、还价的一代人。小时候跟她去市场，最烦她问东问西，还价很久，甚至买完还站着聊会天才走，我只觉得腿痠又无聊。不过妈妈式的买东西方式，可以深入市场，买得到好东西，比起来我去超市实在是幼稚园式的採买方式。

最早我们家还住在复兴北路时，我妈就和附近长春市场卖水果的摊子很熟，不但享有水果送到家的待遇，每年端午节还送home made的粽子。后来我们搬得比较远了，还是照送不误。水果摊王妈妈的粽子糯米是炒过的，裡头包滷肉、咸蛋黄、栗子，花生，用褐色乾燥的粽叶包，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粽子，比外头商店卖的都好，一直吃到出国念书为止。今年王妈妈又特意在闰端午前包了粽子送来。这麽多年了，口味一点没变。

大概我五岁时我们家搬离长春市场范围，变成靠近东门市场，另一个方向还有个较小的济南市场。妈妈知道东门市场的哪个小舖买的贡丸最好，哪家买福州鱼丸，哪家买芋枣酥。那些都是传统市场手工，两三代人的铺子。但咸蛋还有日式的醃萝卜她就会另外去济南市场买，鲜花也是（那时还没有建国花市）。不过最近妈妈也开始抱怨不知道怎样买鱼了。趁王妈妈叫他儿子给我们送水果（水果摊也已经由第二代接手了），妈妈託她从长春市场买点煮肉羹用的肉（瘦肉裹鱼浆）。送来之后妈妈大讚，鱼浆裡有香菜调味，口味非常好。｢还是她们常年在市场里，才知道哪裡买好东西啊。｣妈妈也开始这样感叹了。

对女性同胞而言，夏天是现世报的季节。因为一旦贪吃冰，那个月的生理期就特别痛，有点月初刷卡月底缴费的意思，甚至还累积红利点数到下个月。我这个月吃了两次芒果冰，所以现在肚子痛得很。中医师频频摇头，于是我回家怪我妈，我妈怪我。因为除了天热，身边有人陪着一起犯规，才是将吃冰的念头化为行动的要素。我妈也在吃中药，同样不该吃冰，同一个中医师对我摇完了头，又对她摇头。真是互为损友。

说到月经，虽然医书说是｢上应月阴，下应潮汐｣，但当今工商业社会是用亚米茄计时的，不关月亮盈亏和潮汐升降甚麽事。所以不管体内潮汐如何，上学上班一样不变。这点使得女性之间自然萌生一种共苦的情义。性格再不合，说到生理期，总是互相体谅的。公司裡有女同事脸色苍白按着肚子，其他女同事就打开抽屉拿出止痛药，以及巧克力、黑糖，这些生理期特别嗜吃的甜食。这是一路男性不会参与的物资交流。其实男人也吃巧克力，但我从没见过女人说｢那个来了，想吃甜的｣时有男人回答：｢我有巧克力！快！拿去吃吧！｣男性好像都自然避开这个话题，当作没听见。

读《隋唐演义》，觉得整个小说上半部，隋朝是处于性别分裂的状态。皇宫外，秦叔宝、李密、单雄信、李靖、虯髯客，这些黑道气质的男人们，有情有义，互许生死，结为兄弟。皇宫内则是一群女性，各有才情，赋诗，作词，唱曲，佈置园林，甚至cosplay，几乎是《红楼梦》大观园的皇宫版。这些女性在生活美学上出奇出巧，也算是文明的另一面。问题是隋炀帝把国家弄得民不聊生，皇宫外的黑道派男人就要打进大观园来了，隋炀帝也遭了他的现世报。所以还是我们的时代好，男人中有女人，女人中有男人，男人中又有女人的男人，女人中又有男人的女人…，多采多姿，比隋代强。

南瓜推荐我看《项塔兰》，特别指出她喜欢上集写到贫民窟的部分。我买来后才发现真是一本奇书，首先作者就已经够奇了：葛雷哥里．罗伯兹，澳洲人，学生时代是激进的反战、反政府运动者，大学讲师，后来染上海洛因毒瘾，犯下24次抢劫，判19年徒刑，两年后逃狱，用假护照去了印度孟买，八年后在德国被捕，服刑期满，出狱后写了《项塔兰》。

这样的人生，死于非命的机率真不小，幸好他活到写出这本书。小说主角｢林巴巴｣（孟买居民给他起的名字）就像作者本人一样流亡印度，隐身在孟买贫民窟，见识人间极残酷与极温暖。贫民窟物质条件很差，粪坑的味道得靠线香来驱散，睡觉时老鼠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没有多馀的奢侈时，人回归到原始的需要，在互相帮助满足生活需求上建立起友谊，一起开怀大笑、抱头痛哭、打架、争吵、欣赏、信赖…。

《项塔兰》上集有个经常出现的比喻，叫做「博尔萨利诺帽测验」。博尔萨利诺帽是一种兔毛做的高级帽子，测验这种帽子真伪的方法，是把帽子捲紧成筒状，穿过一只指环，然后展开，如果帽子还能弹回原状，没有折损，才是真正的博尔萨利诺帽。一个外国人融入孟买生活的过程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博尔萨利诺帽测验｣。当孟买导游普拉巴克开始带林巴巴去看孟买｢观光客止步｣的一面，贫民窟，黑市，大麻窝…，林巴巴意识到这些｢黑暗之旅｣有测验的味道，外国人太不喜欢或太喜欢这些地方，都可能通不过测验，因为那显露他身上还有多少观光心态：是个外人、或有可能融入真正的孟买？

我在想人生也给了葛雷哥里．罗伯兹好一番「博尔萨利诺帽测验」，心里还有甚麽多的、不能接受的，大概通不过那个指环。葛雷哥里．罗伯兹一再提到印度人最懂得爱，我猜想或许因为那是个充满「博尔萨利诺帽测验」的地方？生活的艰辛测验使人放弃放言高论的爱，来到看似卑微、实则纯粹的爱。

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大放异彩的那个奥斯卡金像奖之夜里，该片电影音乐的得奖者上台致词时说：｢在我一生中的许多重要时刻，我选择了爱，而不是恨，如今才能站在这裡｣。与爱一起出现的关键词是：｢时刻｣与｢选择｣。某些时刻特定的处境（就像一个「博尔萨利诺帽测验」），还有自己在那一刻做下的选择－－爱不是空言，是我们在那些艰难时刻的选择。

最近蒙田在两岸很受注意，大陆出版了《蒙田随笔全集》，台湾则出了茨威格的《感谢蒙田》。前者是蒙田在十六世纪时写的原汁原味的作品，后者是一名二十世纪人说明｢为甚麽要读蒙田｣。

茨威格是奥地利犹太人，1941年移居巴西避纳粹之祸，没能等到二次大战结束，就对世事绝望服毒自杀了。他的作品除了小说《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还有许多历史人物传记，特别关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代的人物：伊拉斯谟斯、苏格兰的玛莉皇后、卡斯泰利欧与加尔文。《感谢蒙田》是茨威格流亡巴西之后写的。

蒙田活在三百年前宗教狂热﹑政治纷扰的时代，他最重要的主张可能是这句听来简单的话：｢世上最了不起的事，是一个人明白自己是个怎样的人。｣有学者称蒙田为｢第一个现代人｣，因为在他之前，只有宗教、政治使命才当得起｢了不起｣三个字，蒙田则公然把这麽重要的地位留给｢认识自己｣。到了二十世纪，茨威格从世纪的疯狂裡回望，很感慨个人自由不是那麽容易的事，他认为要读懂蒙田，｢我们也一定要像他似地，先经历一次世界从最美好的繁荣之中现入令人惊愕不已的大倒退｣，世界大战刚好创造了这个机会，使他重读蒙田。

关于时代加在个人身上的限制，大家都有话要说。蒙田说｢我们可以惋惜我们没有生活在更美好的时代，但是我们无法规避现实的处境｣，话中透露出一种接受。但到茨威格的时代，很少人能像蒙田那样隐居自足了，战火袭卷全世界，｢时代的氛围也会透进那些紧闭的房间，尤其是那种令人激愤的氛围，那种抑鬱的、狂躁的和暴风骤雨般的氛围。即使在封闭的隔离之中，我们也会感受到这一切；如果这个国家处于一片动乱之中，我们的心灵也不可能安宁。｣二十世纪世变的力量太大太全面，不是个容易隐居的世界。

日本作家金原瞳的《裂舌》描写的，大概是二十一世纪另一种型态的「自我」。少男少女们热中人体改造，刺青、穿耳洞、钉舌环…，其中最高等级是把舌尖改造成蛇信般的分岔形状。男女主角虽是情侣，但连对方的全名都说不出来。他们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个人历史只有几个月，谁也不认识完整的对方，打工、做爱，生存在城市的某个角落裡。在这样的世界里，身分就是身体。给彼此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哇你的舌头好酷｣、｢我也想要｣－－改造身体时的痛苦越强烈，创造出来的身分越特殊难忘。

｢认识自己｣ 从来不是容易的事，即使在今天，｢自我｣已经不是少见的关键词，大部分人人觉得感谢蒙田不如感谢自己。不过我还是投蒙田一票，赞成他那句三百年前的老话：明白自己是个怎样的人，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周二早上台北忽然倾盆大雨，又在约莫半小时内放晴。散步到附近一家小吃店吃早餐。这家店的冬粉汤、海苔捲、豆皮寿司我从小吃到大。最早是巷子裡的小摊，后来变成店面。掌勺的人从小时候那个光头老闆（一年四季都穿白色短袖汗衫，头上绑着毛巾以免汗水流进眼睛）；后来戴着眼镜模样斯文的第二代接手；现在换了一位中年妇女，看不出和光头老闆，眼镜二代的关係。以前夏天在小摊上喝一碗冬粉汤要挥汗如雨，弄得我也想学老闆在额头上绑白毛巾，现在有空调了。以前周遭只有市场的人声，现在店裡还放古典音乐。

仁爱路巷子裡的兴隆牛肉面也是从小吃的。前次去看见胖胖的老闆瘦了一圈，他宣称晚饭后散步一小时是最有效的减肥办法。星期一从书店出来特别绕过去看看，整家店都不见了。做江浙点心的九如还在，但是客满，加上端午快到了，买粽子的人在柜台前排着长队，只好过门不入，另找时间来吃它的温州馄饨和乾拌麵。最不失望的是对街福利麵包店的一种奶油小甜点，店在，点心也在，味道一点没变。不过这小点心有个很怪的名字叫｢牛力｣，我一直没搞清楚为甚麽叫这两个字，而且总是买回家了才想起来：｢为甚麽叫牛力呀？又忘了问了！｣看来我的记性也没变。

有一次傅月庵到上海，陆灏在豫园请吃饭，点的是十样点心。点完不久服务员就很有效率地把点心都端上来了。陆灏很不满意，对服务员说：你们这十样点心的内容应该有乾的、有汤的，间隔而上，并且要有个节奏，一样吃完了再上一样，怎麽可以一次上完了，而且都是乾点，吃得口渴。抗议归抗议，服务员一脸｢没办法，就是这样了｣的表情。我想要是换了我，带朋友去一些从小喜欢的台北小吃店，可能也会有很多｢应该｣的独白内心戏：这裡的切仔麵当年｢应该｣是用竹编的勺子煮的，这家店｢应该｣只是路边的几张板凳－－这是调动了小时候的记忆了，实际上当然没有甚麽是应该，台北的小吃也是与时俱进的，只不过人总偏爱记得小时候罢了。

 

 

 

 

 

 

 

 

 

 

 

英国《观察者报》做了一期米歇尔．奥巴马专题，邀请十二名女性作者从各个角度谈这位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获得的整体评价很高。专栏作家蕾秋．库克认为她象徵了典范的转移。这个评价，几年前希拉里．克林顿也曾经得到过。相较于贾桂琳．甘迺迪的时尚淑女形象、依蕾娜．罗斯福的朴实贤妻形象，希拉里．克林顿确实是一个新的典型：受过高等教育，聪明，干练，能力出众，在百万人面前演说毫不怯场，能当丈夫政治事业的左膀右臂。

西拉里在六零年代上大学，她是女性平权运动所造就、反过来也造就了女权运动的一代人。米歇尔．奥巴马晚生了十七年，八零年代她进普林斯顿时，反越战之类的激情议题已经过去，冷战到了末期。她当然也是能力出众的，但她不是站在肥皂箱上演说的一代。两人时代上的差距，决定了这次第一夫人典范的转移。米歇尔．奥巴马世代习惯生活大于政治。她上网购物，吃有机食物，花很多时间和女儿相处。在奥巴马竞选最热火朝天的时候，她严格限制自己每周参与竞选活动的时数，好和女儿｢在一起｣。她看出了｢在｣的重要性。以自己的方式存在，本身意义就是大的。

不知道西拉里知道自己的典范这麽快就被取代了，会不会有点落寞？但我想西拉里天生是个国务卿，而不是｢夫人｣，夫人只是她的世代走向权力路上一个暂时的角色，我想她本就是个｢做事力｣大于｢存在感｣的人，因此应该不会太介意吧。

何况典范的转移不是甚麽人能够阻挡的。这种改变深层而根本，在年月世代积累下成熟、方才涌现。这让我想起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在切瑟尔海滩上》。宁静、彷彿永远不变的英格兰海滨小镇上，两个年轻人度过了新婚之夜，却为性事问题而分手。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六零年代性别革命的风暴已在天际线上堆起积云。他们就像时代的马前卒，预先体验了革命之必然与将至。伊恩．麦克尤恩以他的微型观察，写出革命是这麽近身、细腻、时刻就要发生之事，像饱含在空气中的水气。

新闻说俄罗斯有个男子因胸痛、咳血到医院就诊，医生判断是肿瘤，安排他动手术。没想到胸部一切开，肺裡的异物不是肿瘤，而是一棵小松树。可能男子在森林散步时不慎把松树的种子呼吸进肺裡了，种子还真把肺叶当成是土壤，虽然不见天光，仍然努力发芽实现破土往阳光伸去的使命。男子的肺就这样血迹斑斑了。

 

春天真是到了，松树都长到人肺裡去了。每次听到这种动植物奇事，都觉得世界真奇妙。一颗种子携带着｢生长吧｣的指令，真的就｢生长吧生长吧生长吧｣地长起来了，也不管甚麽环境。就像动画片Wall-E裡面的两个机器人，各有指令制约。高科技机器人夏娃的指令是寻找地球上的生命迹象，前一秒还在Wall-E的废品站家裡东看西看，下一秒看到绿色植物就启动，进入休眠保护植物的模式。低端的老旧机器人Wall-E呢，感觉比较人性化，但在故障重启后，也回复到重複压缩垃圾的原始指令状态，几乎忘了它和夏娃的一段回忆。故事的结局似乎是说，爱可以超越程序指令的设定。人类战胜了控制太空站的机器人程序回返地球故乡，Wall-E超越了它的程序限制，重新有了感情。

 

这让我想起在别处听过人类驯象的故事。驯象的方法是把小象用铁鍊拴在小树墩上。小象会挣扎，但牠的力量还不足以脱离锁链或拔起树墩，在一次又一次失败之后，小象就放弃了，记住了｢锁鍊是脱离不了的｣。之后虽然象长大了，锁链已经不足以承受它的力量，但因从小根深蒂固的记忆，牠已经不会去动锁鍊和小树墩的脑筋了。就这样，用一个很小的树墩，可以约束一头很大的大象。都说象的记性好，但这树墩的记忆，等于是人类利用象记性之好，而植入的｢病毒程序｣。

 

不知道那颗从肺部取出的小松树怎么了。希望俄罗斯男子不要罔顾这难得的缘分，别把它仍进垃圾桶，而是送回森林继续长大。也不知道这株像人类婴儿般在手术室裡被接生出来的小松树，能不能适应俄罗斯寒带的光天化日？树可能是没有记忆的吧（我也不确定），不像大象一辈子记得小时候的挫折，如果这样，或许小松树或许更容易重新开始一棵树的生活。

 

读了依蕾娜．内米洛夫斯基的《契诃夫的一生》。

契诃夫一生与混乱非理性毗邻而居。他的父亲本是省城的小买卖人，却因经营不当而倾家荡产，全家陷入贫困。大哥亚历山大也曾写作，但性格使然他把生活弄得一团糟，情妇、孩子，使贫穷雪上加霜。二哥尼古拉是个画家，与妓女同居，酗酒，三十一岁死于肺结核。契诃夫的剧作《伊凡诺夫》中有一段着名的独白说：｢不要把自己捲入战争，单枪匹马抵挡千万大军，不要和风车搏斗，不要拿脑袋去撞牆。｣这似乎是契诃夫想对兄长说，但违背了后者本性的话。

与兄长们不同，契诃夫是家裡最具理性的声音。他读大学时便为报章杂志写稿，养家餬口。正因他写作的起点很低，他不拖稿，不超过报纸的字数限制，力求题材符合小市民趣味，即使如此他的光芒仍被看见。当他开始被文化界关注，年长的作家力劝他不要写得那麽多、不要为钱而写，他笑着回答：｢爸爸妈妈需要吃饭。｣他一生照顾家人，养生送死，我们看到的契诃夫作品，短小，节制，穿过生活的重重限制，就像从纸窗透出来的光。托尔斯泰读了契诃夫后激动地说：｢这就像是贞洁少女所刺绣的花边。｣而契诃夫沉默良久，羞怯地说：｢这裡头，还有些明显的错误…｣

然而契诃夫刺绣般的精细，却是长期接邻身边非理性的力量而形成的。他是家中的经济支柱，唯一不用酗酒及女人毁灭自己的人。他节制，温柔，但这节制与温柔的形成正是因为他不愿步兄长后尘。他牢牢抵挡着生活中的非理性，非理性却始终环绕着他。渐渐地，虚无在他的作品中显出了颜色：｢你问我生活是甚麽？这不就好比是问：胡萝卜是甚麽？胡萝卜就是胡萝卜，没别的。｣

在荣格心理学中，每个人都有｢阴影｣，在道途上遭遇自己的｢阴影｣是痛苦、但重新认识自己的契机。契诃夫的写作也始终是与阴影同行。他生活的胡萝卜悬在虚无的深渊之上，而他竟就在那边坐下，精细地刺绣了起来。

 

法国女演员朱丽叶‧毕诺什和英国现代舞蹈家阿库‧汉姆来到上海，演出了舞剧〈我之深处〉。我最佩服的是朱丽叶‧毕诺什，四十五岁仍然状态奇佳（自己开始感觉年龄压力时，特别会去注意别的女人如何优美地变老）。我妈（她已经过了那道坎儿，不需要钦佩别的年过四十五的女人了）最喜欢的是一段半哑剧半舞蹈的床戏和浴室戏，她不懂英语也能看得笑出声来。

舞剧的另一个灵魂人物阿库‧汉姆是孟加拉国裔，和朱丽叶‧毕诺什演一对情侣，住在一起为琐事争吵，像小孩一样互相挑毛病，说妳这样、你那样，吵到男的迸出一句：｢妳是白的！｣接着，才在独白中说出，他小时候喜欢过一个白人小女孩，在清真寺里受到伊斯兰教阿訇的申诫。阿訇的教育方式很震撼，拿刀抵住他脖颈，迫他回答：｢你敢为她牺牲生命吗？｣小男孩退缩了。这个记忆扎根了在他内里深处。那是他的爱情启蒙教育：爱是会被背叛的。他和别人没有不同、不会例外，因为他已经第一次背叛过了。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舞台上这对情侣琐碎到喜感的争吵里，原来有个深藏的命题。爱之浅处，关系里最日常、浅薄、琐碎、无事生非的一面，其实联系到我之深处，疑惑的根源。我觉得剧中伊斯兰阿訇的教法，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早早就把小男孩介绍给与爱相邻的背叛，省下相信纯爱的青春期，直接进入成年人比较虚无比较实际的感情观。

莫泊桑晚年受精神疾病所苦，在一篇题为〈奥尔拉〉的小说中他问：「是什么神秘的力量使我们由高兴转为沮丧，由信心百倍变为无比忧伤？空气、看不见的空气中似乎充满了不可知的力量，冥冥中它就在我们身边。我醒来时满心高兴，真想引吭高歌。为什么？我沿着河边走，稍作散步，然后回家，却突然感到忧愁，彷佛有什么不幸的事正在家中等我。为什么？莫非是因为打了一个寒战，它在擦过我的皮肤时，使我的神经受到牵动，使心灵蒙上阴影。莫非是因为云彩的形状、日光的颜色、物体的颜色，它们如此多变，以至在我眼前流过时使我思想混乱？」

莫泊桑的感受是敏锐的。他想追究是什么对他造成这么大的精神烦扰，想追问扰动表面现象的源头是甚么。对这个问题，〈我之深处〉的回答或许是：表面即深处。忘了翻马桶盖、弄脏浴室，这些表面的争吵也也与爱有关，也可以回溯到认识爱情与背叛的第一天。

另一个法国人纪德则说：｢皮肤是人身上最深的地方。｣常皱眉而形成的一条眉心纹，常生气而改变了脸部肌肉的分布，大笑时拉开的鱼尾纹…，当我们到了与台上女演员同龄的四十五岁时，大概半辈子仅有的深刻都晒在脸上了。那时，隐藏自己太不实际，还不如浅浅地、浅浅地去爱就好。

看了舞剧《我之深处》, 很佩服茱丽叶毕诺什

 

   普鲁斯特的朋友、剧作家培德在晚年写出了1906年他和普鲁斯特共度夏天的往事，却没有正式发表。手稿一直在家里的杂物堆中，后来被培德的孙女发现祖父，2005年付梓成书。

   普鲁斯特是同性恋。虽然培德在书中替普鲁斯特否认，但回忆中有不少蛛丝马迹暗示着培德知道普鲁斯特的性向。例如，普鲁斯特在恭喜培德结婚的信中开玩笑地说：“能跟您共度一生是多么美好啊！我们会毫不迟疑地成为您的妻子。”接着立刻在括号内补上：“（您千万别认为这里夹杂了什么回顾性的、厚颜无耻的坦白。）”

   另一封覆信的末尾，他同样用上了括号，写了“拥抱您（您什么也别担心），这只是个形式。”

   括号内外传达着、掩饰着、说明着、玩笑着…。亦真亦假的感情流露。普鲁斯特的性格也像他的文体，无尽地追究细节，总要小心翼翼地回头补充。培德对普鲁斯特的一句评语很有意思：“他有一种对匀称比例天生的敏感，而这正束缚了他的写作，像一件紧身衣。”或许正是这敏感，使他无法半途出手，最终写成的是把一辈子都封印进去的七大册巨作。

   后来普鲁斯特与培德的感情淡了。我忍不住要想，两人之间的分歧点，会不会是一个选择与异性恋社会妥协而结婚去了，一个还忠实于自己的性向？如果是这样，则培德正是普鲁斯特之成为普鲁斯特的道途上，一个最恰当的目击者。

   1906年，在他们友谊的最后时光，普鲁斯特曾对培德说：“我现在感到有勇气直面这个世界了，面对它本来的面目。”“但终于，也许这很遗憾，我感到我正在变成一个认真的人。”说出这句话时的普鲁斯特，他的内在历程才刚开始，〈在斯万家那边〉还要等到七年后才问世。再一年，战争爆发。普鲁斯特不断改写、往他的手稿上贴小纸片，补注他所看到的世界本来的面目，直到1922年过世。

再二十年，七十岁的老人培德想起了1906年那个夏天的似水年华。

 

 

 

看了两本书，都关于家人的死亡。看了四张碟，都叫人怀疑现代家庭制度。

 

两本书是《姐姐的守护者》与《聚会》：前者是一个女孩打出生起便得不断供应血液给患白血病的姐姐，这正是她父母用基因控制生下她的原因;后者是一个女人她自杀的兄弟使她开始追究大家庭里的秘密，以及她与丈夫子女的关系。三张碟是《情迷巴塞隆纳》、《公爵夫人》、《朱诺》，和《蕾切尔的婚礼》：前两部都有一夫二妻组成的家庭，《朱诺》有未婚妈妈与小孩认养人之间的关系（一种摸索着成立的无血缘家庭关系），《蕾切尔的婚礼》是问题少女与家人及其间的创伤。

 

这样连著两周看下来，我开始觉得所谓家庭是不是个挺不靠谱的东西啊?家里还有一张碟是《革命之路》，但我想最好暂时停看家庭题材，于是拿出《蝙蝠侠之黑暗骑士》。结果DVD机却开始严重卡片，蝙蝠侠一直飞不起来，老在同一个地方停住不动，真叫人伤心。

 

在这四张碟与两本书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或许是安·恩莱特在《聚会》描写的死亡：「死亡有时也能带给人好处，例如它让一切都停滞下来，之前你总是自以为不可或缺，现在看来你根本可有可无。你发现原来你的丈夫也是懂得如何喂养孩子们的，他也不是不会使用新的烤炉，没有你他一样能在冰箱里找到香肠。从前不能脱身的会议原来是可以不去的，事实上本来就不重要。

 

我喜欢这段描述。从大量琐事的堆积中传来书写者的讯息：生活如此琐碎，又如此令人粘着，身在其中时总会以为非自己不可，好像不去插手事情会便会一塌糊涂无可挽救。直到亲人的（或甚至自己的）死亡划出一道非日常的界线，才知道一直放在首位的都是些其实没那么重要的事。

会不会我们又走到新一波家庭革命的时代了?这些书和电影使我有这样的印象。但有时死亡、及其他猝然临之的悲喜剧，会让我们忽然看穿日常的假象。关系中的围墙，好像就是为那一刻的顿悟而存在似的。

安伯托．艾可曾把神话比为八卦。光想想希腊神话裡宙斯外遇几次，生过多少孩子，搞得奥林帕斯众神一验DNA都成了兄弟姊妹，他老婆赫拉又是如何醋劲大发，怎样致力于打击小三和小三的孩子们，确实跟今天的八卦周刊内容差不了多少。

神话是陈年八卦，八卦却决定历史。看了绮拉．奈特莉演的《公爵夫人》我忍不住这样想。

绮拉．奈特莉演的角色在史上真有其人，是活跃于十八世纪后期的德文郡公爵夫人，闺名乔姬安娜．斯宾塞。斯宾塞家族到二十世纪又出了一位有名的后代，黛安娜．斯宾塞，也就是后来嫁入英国王室，成为王妃，最后死在巴黎一条狭窄的隧道裡。

两百年前乔姬安娜以美貌时尚知名，她支持主张国会改革的辉格党，她的个人魅力也成了辉格党的助力。文人与政治家环绕着她形成一个沙龙。然而她的婚姻可不是传统童话故事那一套，她的好友伊莉莎白佛斯特成了丈夫的情妇，并在她死后成为继任的公爵夫人。

这些历史是不是令人想到黛安娜？与其说两个女人命运相彷，不如说是我们熟知的戴妃故事，定型了我们对历史上公爵夫人的想像。在电影《公爵夫人》裡，公爵是个冷漠、不善表达感情的人，像不像坊间对查尔斯王储的评价？当公爵夫人也有了情人，公爵威胁她与情人分手时说：｢如果妳不是那麽明目张胆，或许还有机会｣，像不像戴安娜和她情人死于那场震惊世界的车祸后，报章杂志的扼腕之叹，以及主张她高调外遇使王室丢尽脸面引来杀机的阴谋论？

戴安娜在后，十八世纪的乔姬安娜反而变成她的影子了。八卦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我们在八卦中回望历史。
乔姬安娜在世时正是欧洲的启蒙时代，一个重新定义｢自由｣、｢道德｣、｢理性｣的时代。一个女人在当时如此热中政治，她心中必定还有些甚麽，不过八卦提供了电影汇聚公众视线的焦点。乔姬安娜死后二十四年，她支持的辉格党才再次执政，担任首相的正是曾和她有一段情的查尔斯格雷。格雷任内通过了1832年权利法桉，并在整个大英帝国废止了奴隶买卖。
 

 

"死亡有时也能带给人好处，例如它让一切都停滞下来，之前你总是自以为不可或缺，现在看来你根本可有可无。你发现原来你的丈夫也是懂得如何喂养孩子们的，他也不是不会使用新的烤炉，没有你他一样能在冰箱里找到香肠。从前不能脱身的会议原来是可以不去的，事实上本来就不重要。女儿们可以由爸爸在早上送去学校晚上再接回来。你的大女儿会记得带她治哮喘的吸入器，你的小女儿也不会忘记带健身要用的东西，正如你醒悟的那样，你平日里做的大多数事情都毫无意义，甚至是愚蠢的，你不过是在唠叨、发牢骚以及为懒得做事甚至懒得爱你的那些人忙前忙后，更不用说连就在他们床下放着的鞋子他们都懒得去找，他们只会使唤你指责你－－间或还对你尖叫－－当他们找不到另外一只鞋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流泪了、在去机场的路上。我趴在我的萨博9.3的方向盘上号啕大哭，因为我发现原来我丈夫的所谓重要的会议其实根本不重要（你以前怎么会傻到相信这种事情是重要的?），还有在此刻这半个小时内他会全心全意地来爱我，也许在你哥哥刚死掉的这半个星期里他都能保持这种深情。"

 

－－安·恩莱特《聚会》

 

 

 

 

 

 

 

 

 

 

 

 

 

 

 

 

 

 

 

 

      徐四金的小說《香水》改編成電影後，我的朋友小米看完片子很認真（也很迷惑）地問：「所以他真正愛的，是他殺的第一個女人嗎？」

 

       《香水》，關於一個天生對氣味靈敏的奇人，出生在巴黎最臭穢之處，追尋世上最美妙的香味。他以處女的體香為原料，殺了許多女孩，以創造世間最完美的香水。這關愛情甚麼事啊！徐四金或許讓我們想起，一種要從泥塘般混濁的現實裡提煉出純粹的衝動，想將稀有的愛變為罐中精油的念頭，這當中或許有關愛與失落，但不是愛情電影他愛誰她又愛誰的那種愛。我瞪著小米說：｢妳愛情片看太多了。｣

 

       是不是女人容易看到愛情的幻影？有一個國外的酒類廣告走幽默路線，用圖標表現男人與女人思考程序不同。男人想到酒，接著想到女人，上床，思考總共三步。女人想到酒，男人，上床，到這裡不是結束，而是開始，她感到愛，想結婚，想跟他生孩子，想孩子的教育…，從一杯酒把一生都想完了。這樣想下去，眼前的一杯酒就不只是一杯酒，王佳芝大概就是敗在這一點，把鴿子蛋看成了別的東西。愛情至上的結果，傷害相隨。一本三月份的女性雜誌宣稱3F女性時代來臨，F指的不是罩杯，而是品德：Forgive, Forget, Forward。雜誌主張女性應該要善於原諒曾傷害自己的人，忘記過去，繼續前進。看來純真時代已經過去，如今是療癒的時代，從傷害走出也成了一種品德，先治療好自己再談拯救世界。

 

 

       今年奧斯卡頒獎典禮也有濃濃的療癒系味道。最佳電影歌曲得主拉哈曼說他在人生許多關鍵的時刻選擇了愛而非恨，如今才能站在這裡，就很符合上述的3F精神。我個人覺得這個潮流裡還有第四個F，就是Facebook。今年奧斯卡的男女主角、男女配角獎項，各請來五個得過該獎的演員，一對一地評價入圍演員，鼓勵他，祝福他，真像在對方的Facebook上留言。

 

這是個把話說出來的時代，互相溫暖的時代，如果不是當面，像蘇菲亞羅蘭從台上對著台下的梅麗史特里普說，至少也要在Facebook上藉由網路帶寬向彼此送上哪怕是最小面額的關愛。

 

 

 

 

 

前阵子看了日本NHK 2008年大河剧《笃姬》，是以德川幕府末期十三代将军家定的正室夫人，天璋院笃姬为主角的历史剧。当看到十四代将军家茂为解决幕府声望低落的困局，迎娶了天皇的妹妹时，想起川端康成在《美丽与悲哀》裡提到这位嫁入幕府的皇女。

皇女名为和宫亲子。川端康成小说中写的是件真事：据说后人挖开了皇女的坟墓，发现陪葬品中有一块照像玻璃板。东西刚出土时，许多人看见像中是一位男性。但到了第二天，或许是相片从常年封闭的墓穴突然暴露到外界环境裡，破坏了保存的条件，上头的影像消失无踪了。 皇女带进坟墓的相片，究竟是谁的？最直接的猜想，是她的丈夫家茂。也有好事者联想到曾与和宫有婚约的有栖宫亲王。由于江户幕府与京都朝廷间的权力计算，和宫成为联姻的棋子，被命取消婚约，嫁入江户的将军家。结婚三年，德川家茂过世了，和宫以十九岁之龄守寡。接着日本持续动盪，倒幕势力高涨，幕府终于走向终结。从背负政治使命而取消婚约嫁入幕府，到幕府终结，和宫的命运就像历史上的许多女性一般，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因此被称为悲剧的皇女。

据说和宫嫁入幕府后，与丈夫的关係还算和谐。NHK电视剧也乐意美化这段婚姻。虽然剧情演不到和宫死后的事，但大概编剧们心中也都惦记着这张从墓穴出土的神秘照片，刻意在剧中加入一段德川家茂请照相师到将军府，为他和和宫拍照的剧情。

川端康成《山之音》、《睡美人》写的是老年，《美丽与悲哀》是「中年」。他笔下的「中年」似乎是这样一种状态：年轻时候曾经激烈投入、爱憎过的人与事，已成过去。但正当认为它们已成过去，往事的魅影却又再现纠缠，冲撞了原本稳定的中年结构，正像是和宫皇女的坟墓被挖掘，过去的魅影重现，转瞬又在阳光照射下消失了。

而历史上这位被川端康成用作隐喻的皇女和宫，死于32岁，甚至还没有机会进入中年呢。

现在出版社宣传新书也用YouTube呢

MV的最后引用了《给冥王星》哦

   蕾贝佳米勒有许多身分。她是剧作家，小说家，导演，也是演员。

   但更令人感兴趣的，或许是她的个人家族史。她的父亲是阿瑟米勒，美国剧作家，写出包括《推销员之死》在内的名剧，曾获普立兹奖。她的丈夫，是丹尼尔戴刘易斯，演员，演过《我的左脚》、《血色黑金》等片，同样也是获奖无数，包括两次奥斯卡金像奖影帝。

   关于她生命中的这两个男人，有一个有趣的巧合。阿瑟米勒结过三次婚，第二任妻子是玛丽莲梦露。但米勒和梦露的婚姻并不持久，只维持了五年。蕾贝佳是米勒与第三任妻子所生。

   而丹尼尔戴刘易斯呢？在与蕾贝佳米勒结婚前，刘易斯的情人是另一位绝色美女：法国女演员伊莎贝拉阿佳妮。伊莎贝拉阿佳妮二十岁主演特鲁弗的电影，一片成名。她好像天生适合演为爱执着到世界尽头的女人，例如《卡蜜儿》，例如《玛歌皇后》。现实生活中她的感情也称不上幸福。丹尼尔戴刘易斯和她交往六年，分手时她还怀着他的孩子。

   蕾贝佳米勒与她的母亲，都是嫁给曾与绝世美女相恋，最后分手收场的男性。到底是甚么样的女性可以取代绝世美女呀？还是绝世美女只能当前妻，没法偕老？

   顺带一提，蕾贝佳米勒的母亲是出生在奥地利的摄影师莫拉斯，曾为巴黎著名的玛格南图片社（Magnum）的一员。作为二十世纪中叶的优秀女摄影师，在某种意义上莫拉斯的传奇并不亚于玛丽莲梦露。为了纪念她，玛格南图像社在2002年设立了莫拉斯摄影奖，专门奖助30岁以下的杰出女性摄影师。从照片上看，母女俩人虽然没有像梦露美得老少咸宜，或像阿珍妮美得惊心动魄，但也都算得上美人了。莫拉斯曾说：「摄影是个奇怪的现象，你信赖你的双眼，却不由自主地袒露了你的灵魂。」谁知道，在婚姻与爱情中，有多少是付托给双眼，多少付托给了灵魂。

 

收到出版社从台北寄来一册《冷血》。这是卡波提花了四年时间，在美国西部的堪萨斯採访一桩灭门血桉后写成的书。书和它背后的故事在2005年曾经拍成电影，演出卡波提的豪夫曼还因此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

确实是花了四年时间，钜细靡遗地访问了小镇居民，所写出来的一本书呀！读的过程裡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卡波提对细节的描写真是没话说。在这本将近四百页的书裡，充满了美国西部最日常的场景，最普通的人群。在那裡，人们过的是新教徒的生活方式，服从教会，相信善有善报。正是在这样标榜善与勤勉的环境，发生了灭门凶杀桉，而且被杀的是小镇居民们公认善良的一家人。美国西部的乡村，或许不是如表面看上去的平静。除了此桉的两个犯罪人，卡波提也在本书末尾提到另两个年轻人，同样离家远行，如公路电影般地在路上，陆续杀了七个短暂相遇的人。

读这本书有一种印象：所谓的恶，或许就像便利商店附近的流浪狗，或是雨天的招牌，那样自然地存在，附着在我们生活的表象裡。这让我想起卡波提的另一本小书《圣诞忆旧集》。或许这两本书应该连起来读。因为，《圣诞忆旧集》同样是日常的场景，普通的人群，却产生了善。善念与恶念、圣徒与匪徒，在同一片寻常人世的土壤裡吸收养分，无声无息地成长，开花，结果。

欧巴马就职当天，电视台在典礼会场外採访了一对黑人祖孙，孙女兴高采烈，祖父泪流满面。这位老人对着摄影机激动不已，词不达意地说：「我们是好人（We are good People）。」我觉得，好像可以理解老人这句没有头绪的话。小时候我们相信当个好孩子会得到嘉奖，带来好事，我们对父母说｢我很乖｣。当我们长大，意识到不义的存在，意识到善与恶的后果远比我们想的複杂，能否有个理由，让苦难不是白费？在欧巴马就职的那天，老人彷彿找到了让一切不白费的理由，即是，美国黑人最终迎来了这一天。于是，在这个善恶并存的世界裡，他像个孩子般流泪，说：｢我们是好人。｣

元旦假期上海既湿又冷，是促进宅男宅女人口蓬勃增长的天气。我今年用MSN和Facebook完成拜年任务，四天假期总共就出了一次门。出门不为别的，为了补充继续宅的资本－－书本和粮食，而直奔陝西南路，鑽进季风书店，逛半个钟头，买了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尼尔盖曼的《星尘》，和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接着再穿过超市的人群，买一条燕麦吐司，两个甜甜圈。再没有比冬天在家裡喝热茶，吃甜甜圈，读小说，更令人满足到发胖的了！

宅在家的第二天，收到一个陌生地址寄来的电邮。打开一看，用英文写着Hi, I am your mother！ 花了我十分钟才弄明白，不是恶作剧，我收到的是一封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邮件－－我妈人生第一封电邮。大概是响应奥巴马的教育政策，我那在Google工作的妹妹决定着手消灭家中的资讯落差，帮我妈注册了一个gmail帐号，并趁新年假期教她发电邮。不过，妹妹在美国的电脑没有中文输入，因此妈妈只好拼凑学过的英文单字，给我写了这麽封直白的邮件。 

我妹发动的这波网路扫盲肯定不容易。我妈是个电子产品智商极低的人，人又好奇，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她在手机上贴着使用说明的小抄，就这样我还会不时接到她打来电话，口述手机症状：「现在萤幕上出现了个XXX，是做甚麽的？」这种时候我总是想，一样产品只有一种功能、只有开跟关两个按钮的时代，多令人怀念呀！在不知道妈妈按过多少键、到了哪一层目录的情况下，要回答这种问题，有种下盲棋的感觉。我很想呼吁手机製造商：别再把手机弄得那麽複杂了！对容易资讯迷路的妈妈而言，越简单越合理。

看过妈妈学用手机，就可以想像她学发电邮的模样。我妹在MSN那头说「好不容易呀」，我不忍心告诉她：这不算甚麽，等妳开始接到「现在有一个框框，上面有一个红圆圈裡面一白槓，甚麽意思？」的谘询电话，妳就知道了。真希望市面上能出现｢绝没有系统讯息｣、｢绝不会错误操作｣的电脑。妹妹，2009刚开始，要坚持下去喔。

前阵子《三联生活周刊》报导了一批老照片，照片的主角是同一个人，1881年出生在福州，名叫叶景吕。他从1907年开始，每年上照相馆拍一张照，从十六岁到八十七岁，总共六十一张年度相片。

这些黑白相片展现了一个人缓慢变老的过程，很是动人。拍第一张照时，他还留着髮辫。接下来几年身穿马褂或长衫，站在相馆的佈景壁画前。后来，戴上了眼镜。1950年起改穿短装。六十岁过后，叶景吕更多拍的是半身照片，看得见时间对他眼神造成的变化。

自从数码相机发明，拍照变得更容易。纽约有个叫凯勒的人，已经将「一日一拍」进行了八年，还在持续下去。他每天都用同样的证件照角度，拍自己的脸，并且放上网。八年来他变化不大，也没怎麽长胖，很令人羡慕，变的主要是髮型、眼镜框、上衣。因此当他把八年来的照片串成动画，连续快速播放，便产生一种奇特的效果：画面中央的脸孔木然不动，而时间具象化为眼镜衣服这些身外之物，风一样不断捲走。

一年或一天，效果完全不同。叶景吕每年走进幽暗的照相馆，留下影像，是一种与时间的仪式。凯勒每天站到相机前固定一拍，则纯属数码时代的以量取胜。即使技术上，我们能将自拍的时间距离缩到最小，也不等于记录了整个人生。毕竟最小的距离裡，可以无限地充满着说不出、拍不了的东西。

这让我想起2008年底在日本引发热议的一个网站。一对长距离恋人，一个在东京，一个在福冈，相隔一千公里。在相思的驱使下，两人开始像偶像剧那样不顾一切地朝对方奔去。这网站其实是个广告，却不说卖甚麽商品。站上每天更新恋人跑步的视频，今天跑到哪裡了、互传了什麽手机短信、恋情怎样进展，完结篇会在圣诞夜推出，届时才公布究竟卖的甚麽商品。

悬疑手法果然奏效，有人猜跑鞋，有人猜手机，还有人说是到处都收的VISA。

答案揭晓：安全套。即使为爱跑了一千公里，也要记得保持最后0.02毫米的距离。